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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經濟學南京研究所第16次研討會發言之一

從"先富論"轉向"共富論"是歷史的必然

李炳炎

最近,中共重慶市委三屆九次全委會作出了一個重要決議:縮小三個差距,走共同富裕道路。令人耳目一新,給人以震撼,催人奮進。這一重大決策及果斷行動,標志著重慶模式這面紅旗寫上了"共同富裕"這幾個大字,標志著重慶模式必有新的突破性發展,標志著面對國內外敵對勢力對中國的圍困,重慶人要殺出一條血路。艱巨的突圍戰打響了!

這無疑是率先轉變發展戰略與發展模式的深刻變革。

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和目標。鄧小平同志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但是,多年來我國經濟生活中出現了明顯的居民收入差距過大、貧富懸殊日趨嚴重乃至出現兩極分化的現象。面對嚴峻的現實,人們不得不進行反思:什么是共同富裕?如何達到共同富裕?當前出現貧富分化現象的成因是什么?如何制定消除貧富分化的對策?如何進一步注重社會公平?如何在實踐中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與發展的成果?如何通過構建和諧社會實現共同富裕?實現共同富裕的關鍵何在?共富有無可行性?這一切,是我們面對的嶄新課題。研究共同富裕問題,已是當務之急。探索共同富裕的理論與實現規律及途徑,便是本書的任務。

一、什么是共同富裕及其實現

共同富裕是指全體人民共同過上幸福、富裕的生活,是社會公平原則的具體體現。具體來說,共同富裕的內涵及其實現包括如下主要內容:

(一)共同富裕是人們的一種理想和道義要求

自人類社會誕生以來,共同富裕就成為人們的理想和愿望。古希臘和中國古代都曾有思想家提出過“理想國”、“大同社會”的思想。但在漫長的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共同富裕只是夢想和空話而已,缺乏實現的現實條件。現代意義上的平等觀念首先來自近代的“啟蒙”運動。應該說它是與資本主義的平等聯系在一起的。這種觀念和相應的制度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進步,但其追求的平等是指人們作為一定商品的所有者,在進行“等價交換”時主體之間的平等。貧富兩極分化,成為資本主義的基本特點。資本主義制度是建立在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制基礎上的,資本主義生產的根本目的、動機是剩余價值最大化,是追求資本價值的無限增殖。而工人階級由于勞動力價值是他們取得生活資料數量的最高界限,這就必然造成一方面是資產階級的財富日益擴大,另一方面是無產階級的生活狀況日趨惡化。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決定了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只能產生財富積累與貧困積累的兩極分化,而不可能共同富裕。這已被資本主義社會長期發展的實踐所證實,也是資本主義必然會被社會主義代替的根本原因。

(二)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

社會主義制度是消滅階級剝削的平等進步的社會制度,是勞動人民當家做主、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共同創造和享有物質財富的制度。只有在這個制度下,社會生產的目的才是為了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確立,決定了必須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這就從根本上解決了資本主義社會生產資料私人占有與生產社會化的矛盾,為共同富裕提供了生產關系前提和物質基礎前提條件。可以說,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內在的公平原則,使共同富裕的實現有了根本保證。鄧小平同志在揭示共同富裕與社會主義本質的關系時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他認為,只有走社會主義道路才能真正實現共同富裕;只有實現共同富裕,社會主義才能持續發展。“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區少數人更快地富裕起來,形成一個新的資產階級,產生一批百萬富翁,但頂多也不會達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擺脫不了貧窮,甚至溫飽問題都不可能解決。”他明確指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同的特點就是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應當說,這已經成為人們的共識。

但要進一步探究:社會主義何以能夠具有這一本質屬性,或者說,社會主義這一本質緣何而來?在這個問題上,人們的認識就不那么一致了。在有的人看來,似乎只要生產力發展了,就可以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因而他們只是抽象地講社會主義本質,不愿提甚至不贊成以公有制為主體。事實上,社會主義本質既不是憑空而來的,更不是人們主觀賦予的,它恰恰來自于公有制,為公有制所決定。離開公有制,不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奢談什么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達到共同富裕,不過是一種無稽之談。既要堅持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達到共同富裕,又要允許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長期存在和發展,這完全是由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基本國情所決定的。兩者的統一,首要和關鍵的一點,就是能否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有了這一條,一定范圍內存在的剝削現象與貧富差距現象就不會發展成為兩極分化的社會。

(三)共同富裕既是社會主義的目標,又是社會主義的原則。鄧小平同志多次指出,我國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階段從1956年完成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之時起,到21世紀中葉,至少需要100年左右的時間。按照鄧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的發展戰略,到21世紀中葉,使我國的經濟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他說:“我們實行的是社會主義的分配制度,我們的人均四千美元不同于資本主義國家的人均四千美元。特別是中國人口多,如果那時十五億人口,人均達到四千美元,年國民生產總值就達到六萬億美元,屬于世界前列。”“因為我們這里沒有剝削階級,沒有剝削制度,國民收入完全用之于整個社會。相當大一部分直接分配給人民。”這就告訴我們,我國人均4 000美元所過上的生活要高于資本主義國家人均4 000美元的生活水準。因此,可以說將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的共同富裕的目標。

除了把共同富裕理解為最終的奮斗目標之外,還要把握其作為社會主義的原則的重要含義。因為共同富裕的水平是逐步提高、逐步實現的,在最終目標實現之前的所有努力過程中,都要清醒地把握共同富裕的導向不偏離、不迷航,不斷地縮小貧富差距而不是擴大貧富差距。這樣才能一步一步接近最后的目標。鄧小平同志指出:“社會主義財富屬于人民,社會主義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會主義的原則:第一是發展生產,第二是共同富裕。我們允許一部分人先好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好起來,目的是更快地實現共同富裕。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的政策,不使社會導致兩極分化,就是說,不會導致富的越富,貧的越貧,坦率地講,我們不會容許產生新的資產階級。”這里,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是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世界上既沒有脫離生產關系的生產力,也沒有脫離生產力的生產關系。只講生產力一條,而不講共同富裕另一條,就會把目標變成虛幻的東西。

(四)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物質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的豐富。馬克思認為,財富是人的全面發展的重要條件和重要內容。因為人的全面發展必須建立在高度發達的物質基礎上,必須有豐富的物質產品來滿足人們物質生活方面的需要。這是共同富裕最重要的內容。但是,只有物質生活的富裕而沒有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這種富裕并不是現代文明條件下的真正富裕。分享人類科學文化的成果,提高精神文化生活水平,越來越成為人們的共同需要。所以,高度的物質文明和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既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內容,也是共同富裕的目標要求。物質生活的富裕、精神文化生活的豐富、人的自身文明素質的提高,這幾方面有機結合,才能構成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鮮明特征。

(五)實現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社會主義最重要的價值取向是發展生產力,這使共同富裕具有堅實的物質基礎。新中國成立后的很長一個時期,我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和評判尺度,是看所有制,即把所有制“一大、二公、三純”的升級過程當成衡量社會主義的重要標準。這種價值取向使我國社會主義建設走了不少彎路,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鄧小平同志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價值觀,反復強調社會主義最重要的是發展生產力。如果沒有生產力的發展,就不會有全體人民的共同利益,而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最高利益。不能離開共同富裕講發展生產力,否則就會導致共同貧窮。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的共同的富裕,而不僅僅是少數人或某個階層的富裕;共同富裕不是同等富裕,不是平均分配個人收入或個人消費品,不是每個勞動者平均占有等量的財富。

(六)實現共同富裕的制度保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關系的本質是“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為共同富裕的實現提供了制度保證。依據鄧小平同志的觀點,“兩消”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關系,但這一基本經濟關系既不能獨立存在,也不能自我實現,它是建立在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以實現共同富裕為目標的經濟制度。“兩消”不能脫離生產力,因為只有生產力的高度發展,才能為實現“兩消”創造物質條件;“兩消”不能脫離共同富裕這一目標,否則,“兩消”就失去了它的意義;“兩消”也不能脫離解放生產力,因為“兩消”的具體特征和實現形式不可能沒有缺陷,必然要經過改革來加以完善。這樣,在與發展生產力、實現共同富裕相聯系的條件下,才確定了“兩消”在社會主義本質中的地位和作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關系的調整和改革才有正確的依據,才逐步形成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形式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從而為實現共同富裕找到了可靠的體制保證。

(七)確保共同富裕目標實現的發展方向。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從而規定了共同富裕的發展方向。鄧小平同志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這一論述非常深刻、清晰地揭示了社會主義的目的,從根本上遏制了兩極分化的產生,避免了社會財富被少數人占有。因此,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為社會主義社會規定了明確的共產主義發展方向。

共同富裕雖然是將來才能實現的目標,但這并不是一句空話。這個現實基礎就是我們國家已經擁有強大的公有制經濟。公有制經濟是過去幾十年間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者經過辛勤勞動積累起來的公共財富。這個財富的增長和擴大,不僅意味著生產力的發展,而且意味著按勞分配的擴大,意味著共同富裕的范圍的擴大;這個財富的減少,不一定說明生產力的縮小(國民經濟中份額減少,同時私營經濟發展),卻確切地說明按勞分配和共同富裕范圍的縮小。如果公有制經濟瓦解了,就意味著共同富裕目標的喪失,因為我們根本不可能依靠私有制經濟來實現共同富裕。

(八)實現共同富裕的途徑選擇和調整。只有允許和鼓勵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后富,才能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這是因為:首先,共同富裕只能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財富的不斷增加而逐步實現。生產發展是擴大分配、人民富裕的前提。再次,我國現階段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由于生產關系不同,資本有機構成不同,經營水平和機遇不同,總收入、純收入和分配方式不同,人們的富裕程度自然不會一樣。此外,就每一個勞動者來說,人們的勞動能力不同,所處地域、環境和單位不同,再加上家庭人口不同,平均收入和實際富裕程度也不會一樣。

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與共同富裕是手段和目標的關系,前者為手段,后者為目標。我們絕不能將兩者分割開來。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發展生產力的必須階段,取消這個階段就會重復平均主義,影響生產力發展。但如果只強調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忘掉其他大多數人的富裕問題,又會走向貧富分化甚至兩極分化。這一點已為近年來的事實所證明。可見共同富裕實現途徑的選擇是應該因時間、條件的變化而不斷調整的。[1]

二、 重大的轉折:從“效率優先,兼顧公平” 到“更加注重社會公平”

《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和黨的十七大報告強調指出:“更加注重社會公平,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堅持各種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調節過高收入,規范個人收入分配秩序,努力緩解地區之間和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注重社會公平,特別要關注就業機會和分配過程的公平,加大調節收入分配的力度,強化對分配結果的監督。”很顯然,在這里用“更加注重社會公平”的提法取代了以前一段時間里通行的提法:“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這個提法的重大變化,反映了我國發展戰略指導思想上的重大轉折,即由“先富論”到“共富論”的歷史性轉變。

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一項非常艱巨的、全方位的系統工程,當前影響我國社會和諧的因素很多,突出的是在社會公平方面存在問題。正因為如此,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注重社會公平”;2005年年初,胡錦濤同志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中說,要“把維護社會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十六屆五中全會再次強調“更加注重社會公平”。由“兼顧公平”到“注重公平”再到“更加注重公平”,提法的變化,引人注目,值得深思。

在公平問題上,群眾意見最大的是收入分配的不公。現在地區之間和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差距過大甚至懸殊是公認的事實。一方面,社會上的百萬富翁、千萬富翁已經不算稀奇,億萬富翁也有了(

其中不乏靠不正當手段非法暴富者);另一方面,還有幾千萬人的溫飽沒有解決。如果加上城鎮的下崗失業職工,以及農村中因病或失地而返貧的農民,恐怕還不止這個數。基本的社會保障在農村基本上是空白。出口不斷增長的背后實際上反映了內需的不足。針對這個現象,胡錦濤同志指出:“要高度重視收入分配問題”。

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從鄧小平到江澤民再到胡錦濤,都反復強調這個原則,鄧小平同志提醒人們:“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如果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改革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利益格局的調整,但這種調整應該是維護而不是損害大多數人的利益,應該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當然,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總有先富和后富,共同富裕也不是同等富裕,差距是應該的。但必須適度,差距太大、太懸殊,就不公平了,社會就很難和諧了。

有人擔心,注重公平會不會損害效率?實際上,維護公平的目的是為了提高效率。只有在一種和諧的利益關系氛圍中,人們才能心情舒暢、充分發揮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還有人憂慮,注重公平會不會導致平均主義大鍋飯?其實公平與平均主義沒有因果關系,平均主義本身就不公平;但目前的主要傾向不是平均主義,而是收入差距擴大為核心的社會公平失衡。和諧要求社會公平,公平是和諧社會的重要保證,也是和諧社會的重要特征。

公平是一個歷史范疇,沒有亙古不變的標準;公平又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沒有絕對的所謂“公平”。建設和諧社會,需要很長的歷史過程。在現實條件下,我們應該做而且必須做的,是盡最大努力維護和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將社會不和諧因素降到最低程度,由不夠和諧到比較和諧再到更加和諧而不斷向前推進。

共同富裕理論即“共富論”的形成和提出,是鄧小平同志晚年經濟思想的核心內容,是鄧小平同志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又一杰出貢獻。我們應當大力宣傳這一“共富論”。《鄧小平年譜》(1975~1997)記載了鄧小平同志不少關于共同富裕的精辟論述。現摘錄于下。

“即使我們的工業更發達,國家收入更多,也要照顧城鄉關系,不能相差太多,當然差距總還是會有的,要按勞分配,要有差別,但差別不能太大。”[1]

“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可以使中國百分之幾的人富裕起來,但是絕對解決不了百分之九十幾的人生活富裕的問題。”[2]

“我們的政策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以帶動和幫助落后的地區,先進地區幫助落后地區是一個義務,我們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根本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然而平均發展是不可能的,過去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實際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貧窮,我們就是吃了這個虧。”[3]

“社會主義財富屬于人民,社會主義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會主義的原則,第一是發展生產,第二是共同致富。我們允許一部分人先好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好起來,目的是更快的實現共同富裕。我們的政策是不使社會導致兩極分化。我們不容許產生新的資產階段。”[4]

“我們允許一部分地區,一些人先富起來,是為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兩極分化。這就叫社會主義。”[5]

“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要中國全盤西化,走資本主義道路。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區少數人更快地富起來,形成一個新的資產階級,產生一批百萬富翁,但頂多也不會達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多數人仍然擺脫不了貧窮,甚至連溫飽問題也不能解決。只有社會主義制度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擺脫貧窮的問題。”[6]

“中國要解決十億人的貧困問題,十億人的發展問題。如果搞資本主義,可能有少數人先富裕起來,但大量的人會長期處于貧困狀態,中國就會發生鬧革命的問題。”[7]

“我們是存在差別的。像過去那樣搞平均主義,也發展不了經濟。但是,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必須搞共同富裕。我們要的是共同富裕,這樣社會就穩定了。社會穩定,才能發展經濟。現在,沿海地區發展起來了,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就要注意內地的發展,否則社會穩定不了。中國情況是非常特殊的,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先富起來了,還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億多人仍處于貧困之中,也不會有穩定。中國搞資本主義行不通,只有社會主義,實現共同富裕,社會才能穩定,才能發展。”[1]

“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如果富的越來越富,窮的越來越窮,兩極分化就會產生,而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2] “中國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慮分配的問題。也就是說,要考慮落后地區和發達地區的差距問題。不同地區總會有一定的差距。這種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僅僅是少數人富有,那就會落到資本主義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這個問題和它的意義。到本世紀末就應該考慮這個問題了。我們的政策應該是既不能鼓勵懶漢,又不能造成打‘內仗’。”[3]

“十二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后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題目已經出來了,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分配的問題大的很。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

少部分人獲得那么多的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候問題就會出來。這個問題要解決。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4]

“我以前提出過,在一定的條件下,走集體化集約化的道路是必要的。但是不要勉強,不要一股風。如果農民還沒有提出這個問題,就不要著急。條件成熟了,也不要去阻礙。北京郊區搞適度規模經營,就是集體化集約化。從長遠的觀點看,科技發展了,管理能力增強了,又會產生一個飛躍。我講過,農業的改革和發展會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第二個飛躍就是發展集體經濟。社會主義經濟以公有制為主體,農業也一樣,最終要以公有制為主體。公有制不僅有國有企業那樣的全民所有制,農村集體所有制經濟也屬于公有制范疇。現在公有制在農村第一產業方面也占優勢,鄉鎮企業就是集體所有制。農村經濟最終還是要實現集體化和集約化。”[5]

從上述鄧小平同志的重要論斷來看,他早在20世紀末就指出,按照前一段時間的“先富論”走下去,肯定會出現社會不公平,收入差距擴大和出現兩極分化,明確要求用大力氣解決防止兩極分化問題。只不過我們對鄧小平同志的這一重要思想宣傳不夠,執行不力,致使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趨勢越來越嚴重。今天有些問題已經積重難返,要扭轉過來有相當的難度,必須下決心花大力氣才能奏效。從上述鄧小平的論述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社會主義經濟必須以公有制為主體,必須以共同富裕為目標。公有制為主體和共同富裕這兩條是不能丟的,丟了,就等于丟了社會主義的命根子。中國目前出現了貧富分化,其深層原因正在于一段時間一定程度地偏離了這兩條。我們相信,由“先富論”向“共富論”的發展戰略重點轉移,是發展戰略的一個重大轉折,必將深刻影響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歷史進程。重慶模式高舉共同富裕的紅旗,是順應歷史潮流之舉。

作者單位:江蘇省委黨校

參考文獻:

[1]劉國榮、武彩云等:《共同富裕的涵義解析及實現的邏輯基點》,載《榆林學院學報》2004年第1期。

[2]《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96頁。

[3]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986頁。

[4]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109頁。

[5]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3頁。

[6]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1頁。

[7]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1頁。

[8]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4頁。

[9]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2頁。

[10]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3頁。

[11]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6~1357頁。

[12]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頁。

[13]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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