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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炳炎教授的經濟思想與理論貢獻

        向 剛*

        李炳炎,江蘇無錫人,是以理論創新著稱的中國當代著名經濟學家。1992年晉升為經濟學教授,同年獲江蘇省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稱號,1993年起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98年獲首屆江蘇省優秀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稱號。1993年~1996年任南京理工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曾任江蘇省市場營銷學會會長。1997年起任中共江蘇省委黨校經濟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2002年起任江蘇小康與現代化研究中心主任,2004年被特聘為中央財經大學博士生導師。他是江蘇省社會科學研究“十一五”規劃學科專家、全國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項目同行評議專家、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常務理事、中國社科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常務理事、海派經濟學南京研究所所長、中國經濟規律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生態經濟學會常務理事、江蘇省《資本論》研究會副會長、兼任河南大學、南京財經大學、江蘇科技大學等院校的兼職教授、武夷山名勝風景區管委會顧問。主要研究領域:政治經濟學、財政學、國民經濟學、企業管理。主要研究方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與實踐,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與實踐。

        李炳炎教授先后主持5項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和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項目,以及多項省級項目。1980年以來,李炳炎教授發表論文500余篇,出版著作30余部。主要代表作有:《李炳炎選集》、《新成本論》、《需要價值理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研究》、《社本論》、《公有制分享經濟理論》、《利益分享經濟學》。論著獲獎百余項。其中,《社本論》獲得全國黨校系統優秀科研成果一等獎;《公有制分享經濟理論》獲江蘇省“五個一”工程獎。

        李炳炎教授的學術成就已被載入《中國社會科學家大辭典》(英文版)、《當代著名經濟學家傳略》、《世界名人錄》等200多種大型辭書,產生了廣泛影響。李炳炎教授的主要理論貢獻有:(一)創立了新的社會主義成本理論,為建立企業凈收入分成制和創新國民收入核算體系及稅制奠定了理論基礎,突破了傳統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提出了“自主聯合勞動”、“社本”、“需要價值”三個新理論體系的核心范疇,并構建了一個新的范疇體系。(二)創立了“需要價值理論”,發現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需要價值規律,從而建立了新的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體系,全面改革了傳統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聯系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實踐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的經濟理論。(三)早于美國經濟學家馬丁•L•威茨曼,于1981年提出了具有國際影響的分享經濟思想。于1987年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并于2008年創立了“利益分享經濟學”。(四)1986年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觀點,1993年出版了個人專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研究》,形成了自己的社會分工派市場經濟理論體系。(五)在《社本論》一書中,繼承了卓炯的思想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的《資本論》,使《資本論》獲得新的生命力,為中國經濟改革與建設提供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六)提出了“自主聯合勞動”理論及其所有制模式和經濟運行機制,首倡“工人自治、期股買斷、建立工人所有制股份公司”的國有企業改革新模式并試驗成功,從而找到了公有制的新實現形式(工人所有制的股份公司),在實踐中發展了馬克思的“重建勞動者個人所有制”理論。(七)創造性地繼承和發展了中國已故著名經濟學家卓炯先生的“市場經濟社會分工派”學說。首次將社會分工區分為主體分工與客體分工,提出客體分工不會消滅,它乃是市場經濟的基礎,提出“共產主義市場經濟”新范疇。先后出版了研究卓炯經濟思想的兩部專著:《卓炯:經濟學的革命》和《論卓炯經濟學說》。

        一、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的創立者

        李炳炎教授是我國分享經濟學理論的創立者與開拓者。歷經近三十年的艱辛探索,李教授創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

        在發表于《中山大學研究生學刊》(文科版)1981年第4期上的學術論文《社會主義成本范疇初探》和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主辦的《經濟研究》雜志1982年第2期發表的李炳炎寫的論文《勞動報酬不構成產品成本的內容》,提出了中國特色分享經濟理論的核心觀點:工資不進成本,用凈收入分成制取代工資制。

        在這兩篇發表于1981年、1982年的論文中,李炳炎在國內外首次提出了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的核心觀點,否定了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中的工資范疇和利潤范疇,突破了舊的理論體系,提出了價值構成新公式。為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的典型形式——企業凈收入分成制奠定了理論基礎。1984年南京汽車工業公司七個企業試行的“凈產值分成制”方案,就是依據李炳炎提出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制定的。李炳炎的這種新觀點,《新華文摘》1982年第4期、《1981年經濟理論動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均作了引述和報道。

        接著,李炳炎在《財政與會計》雜志1983年第6期發表了論文《關于建立以凈產值為中心的企業核算新體系的設想》。在該論文中,李炳炎寫道:“基于新成本理論,筆者提出了建立企業凈產值由銷售收入扣除物耗成本(或稱生產資料成本)即新成本,而計算出來。然后,劃分為三個部分:一是以稅收形式上繳國家財政;二是以企業基金形式留存企業;三是職工勞動報酬基金,實行徹底的按勞分配,直接采用工分制形式分配到個人。把職工個人收入與企業經營效果同個人勞動貢獻直接掛鉤,取消成本工資制,徹底打破“大鍋飯”與“鐵飯碗”。這是企業實行自負盈虧的必要條件。企業凈產值劃分為這三個部分的相對比例,就叫做“凈產值分成”。通過凈產值分成,可以調節國家、企業、個人三者的利益分配,為正確處理三者關系奠定基礎。這一設想,目前已變為現實。凈產值分成制試驗的改革實踐,業已證明了這一新的核算與初次分配辦法具有可行性和優越性。新成本價格與凈產值是兩個相互獨立而又相互依存的經濟范疇,這是一對對應的范疇。沒有新成本價格的核算,就沒有凈產值,沒有凈產值,就沒有凈產值的分成;沒有凈產值的分成,就沒有直接與企業經濟效益掛鉤的個人勞動報酬。......馬克思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的社會總產品,只有在首先扣除補償消費掉的生產資料那部分產品即補償基金,其次扣除作為必要的社會扣除的社會基金,最后“才談得上集體的個別生產者之間進行分配的那部分消費資料” ,即個人消費基金的按勞分配。這是實現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理論基礎,絕不能動搖。只不過筆者將馬克思所說的社會主義產品,根據社會主義實踐的發展和現實,做了必要的引申,引申為商品,它具有價值和使用價值。從價值方面考察,就劃分為c、m、v三個次序既定的部分。新成本是一個生產范疇,凈產值及其中的兩個部分,包括個人勞動報酬,則屬于分配范疇。兩者的關系,體現了馬克思關于分配關系與生產關系的辯證聯系的原理。分配與生產是不能割裂的。因此,那種認為凈產值分成是分配問題,與成本問題無關的議論,是及其荒謬的。

        以上簡要闡述的,就是凈產值分成制的基本原理。”

        李炳炎在論文中進一步提出將凈產值劃分為國家收入、企業收入和個人收入三個部分,和“凈產值分成制”的概念。用公式表示為:n=n1(國家收入)+n2(企業收入)+n3(個人收入)。從而提出了完整的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的理論公式:

        W=c+n,n=n1+n2+n3 。

        1984年,李炳炎參與了南京市汽車工業公司的改革實踐,并用自己提出的新經濟理論指導改革方案的制定,總結該公司的改革經驗,發表了論文《城市經濟改革中的一種新生事物——南京市汽車工業公司試行“凈產值分成承包責任制”的調查》(載于《財政與會計》1984年第6期),和《南京市汽車工業公司試行“凈產值分成承包責任制”》(載于《工業經濟管理叢刊》1984年第11期)。

        1985年,李炳炎在《江海學刊》第3期發表了《論凈產值分成制的理論基礎》一文,對改革經驗做了理論總結,進一步完善了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

        同時,對國有大型企業采用凈產值分成制的可行性作了實地考察,獲得了肯定的答案。發表了《上海高橋化工廠試行凈產值考核承包責任制的調查》(載于《工業經濟管理叢刊》1985年第10期)。

        1986年,李炳炎進一步完善了作為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主線的社會主義價值構成的公式,發表了論文:《社會主義經濟細胞的基因及其意義》(載于《唯實》雜志1986年第4期),和發表了論文:《社會主義新成本理論與新生產價格論》(載于《經濟新論》雜志1986年第3期),拓展了新理論,首次提出了社會主義新生產價格范疇。

        在《中州學刊》1986年第6期發表了論文:《需要價值理論是社會主義經濟的理論基石》,首次提出了“需要價值”這個新范疇,將它定義為社會主義生產目的(滿足需要)與新創造價值的結合和統一。“需要價值”是凈收入的本質范疇。

        1987年4月,李炳炎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專著:《新成本論——一種新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及其實踐形式》一書,對1980年以來的探索作了總結。“一種新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就是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該著作對新理論作了全面總結。提出并界定了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的三個基本范疇:“自主聯合勞動”、“需要價值”和“社本”,進一步明確了作為理論總綱的社會主義價值構成論,明確了新價值的三部分劃分及其次序;發掘了馬克思關于社會主義成本范疇是生產資料成本價格的觀點(《資本論》第3卷第196頁);完善了新生產價格和二次按勞分配論;提出了新的社會主義資金循環公式;應用新成本范疇和凈產值范疇建立企業核算體系和新概念成本核算辦法和成本控制法。總結了分享經濟理論的實踐形式,將“企業凈收入分成制”作為典型形式。

        《新成本論》出版后,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強烈反響,在數十篇書評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經濟問題探索》1988年第5期發表的鐘沛的書評《勇敢探索的豐碩成果——李炳炎著〈新成本論〉評介》。它首先發現了中國特色分享經濟理論的學術價值和在經濟理論史上的地位。該文指出:重新構造國民經濟有效運行的微觀基礎。建立起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協調一致的新機制,是經濟改革的重大課題。改革實踐中,人民群眾有許多偉大的創造,但傳統理論對此卻表現出困惑和捉襟見肘的窘態。改革實踐在呼喚著新的理論。

        令人興奮的是,1984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馬丁•L•威茨曼在其所著《分享經濟》一書中,也提出了與李炳炎的新成本理論基本相似的研究成果。《分享經濟》一問世,就在西方經濟學界引起巨大反響,甚至被贊譽為“自凱恩斯理論之后最卓越的經濟思想”(《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1985年8月26日)。 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夫人也對它表示出極大的興趣。《分享經濟》還引起了我國經濟理論界的高度重視。中國經濟出版社于1986年6月出版了該書中譯本。由于新成本理論與分享經濟理論是在完全不同的經濟理論基礎上,由東西方的兩位學者獨立地、幾乎同時提出的一種基本相同的經濟思想。因此,正確評價新成本理論,對于重新估價我國經濟理論研究的進展,促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繁榮與發展是非常有益的。

        《新成本論》作為一本研究現實經濟問題的理論著作,克服了長期以來只是對馬克思主義做注釋的狀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聯系中國實際,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做出了重大發展。作者的理論探索表明,發展馬克思主義絕不是簡單的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個別結論去解釋現實,更不是簡單“引進”別國的理論來“改造”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作者對由社會制度的性質差異導致的經濟范疇的不對稱性所做的深刻分析,完全避免了多年來“照搬照套”的僵化做法,以及近年來出現的西方經濟學熱由“外來的發展”造成的理論斷裂現象,保證了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完整性和發展的連續性。

        簡單比較一下《新成本論》與《分享經濟》,可以清楚看到,這兩種在完全不同的經濟理論體系內,獨立完成的理論創造,從主要思想到主要政策主張是有許多共同之處的。(1)兩者要解決的問題從本質上看是一致的,都是要解決經濟發展動力不足問題。(2)兩者的研究出發點是一致的,它們都從微觀的企業行為出發,在分配領域中探尋經濟動力不足的原因。(3)兩者都以改善現行的經濟刺激結構,建立新的動力刺激機制、新的微觀經濟基礎為目標。(4)兩者都把現行的工資制度視為經濟發展動力不足的主要根源,認為它是一種與企業經營狀況無關的制度。(5)它們提出的新方案是相同的,即建立一種新的利益共享制度來消除傳統的利益矛盾,只不過所用的名稱不同,一個稱做“凈收入分成制度”,另一個稱做“利潤分享制度”。(6)它們都對勞動者在企業中的地位給予了高度重視,并將其視為影響經濟活力的最重要的因素。(7)它們都把制定新的有效的財稅政策作為新制度運行的根本保證,都強調了政府在確定分享比率和推行新制度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當然,由于社會制度的根本差異,新成本制度有著更好的實施條件和良好的發展前景。但作為一部學術著作,《新成本論》至少在以下兩個方面的理論貢獻是超過《分享經濟》的。其一,《分享經濟》是在原有理論體系內提出新制度設想的,而《新成本論》是在對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體系做了重大發展的基礎上提出新設想的。其二,《分享經濟》并未觸動西方經濟原有的經濟范疇,而《新成本論》是在突破原有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改造傳統成本范疇的基礎上建立新理論體系的。在新成本理論中,成本范疇和收入范疇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堅持了理論的統一性。

        無論從理論還是從實踐上看,《 新成本論》所給予的啟示都是深刻的。它以新的思維方式對人們一向視為當然的經濟范疇和經濟管理制度提出了重新評價的任務,對傳統的經濟理論提出了大膽的挑戰。由上引述可見,我國學者鐘沛先生的見地是十分深刻的。

        1987—1988年,李炳炎試圖大力推廣可操作的分享經濟典型形式,發表了論文《企業凈收入分成制的原理與實務——用凈收入分成制取代工資制》(載于《無錫論壇》1988年第4期),這里的“原理”即為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同時發表了論文《尋找搞活企業的突破口》(載于《連云港財會》1988年第11期),發表文章《改革分配制度:搞活企業的關鍵》(載于《現代企業導刊》1987年第9期)。文章主張從分配制度改革入手,反對所謂“產權改革”。

        1989年,李炳炎發表了通俗論文《談談用凈收入分成制取代工資制》(載于《江蘇財會》1989年第3期),試圖推行分享經濟。江蘇省海安縣主管工業的副縣長徐國錦,就是閱讀了本文收到啟發后研制了縣屬國有工業企業的“效益拆分制”,經試行收到明顯的效果。

        1990年11月,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炳炎的專著《需要價值理論》一書,從需要范疇、利益范疇、勞動范疇、價值范疇、收入范疇系列深刻論證了凈收入劃分為三個部分的必然性,為凈收入分成制提供了深厚的理論支撐。至此,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包括新成本論和需要價值論。同時,論證了需要價值規律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基本規律。

        當年李炳炎將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拓展到兩個新的領域:一是所有制形式,相應的提出了“自主聯合勞動所有制”,二是宏觀經濟效應。分別發表了論文《論社會主義的自主聯合勞動所有制》(載于《南京社會科學》1990年第6期);《凈收入分成制及其宏觀效應》(載于《當代經濟報》1990年第3期、《唯實》1990年第3期)。

        1991年7月2日,李炳炎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通過了博士學位論文答辯,獲經濟學博士學位。他的博士學位論文的題目是:《社會主以分享經濟探索》。為此,將社會主義分成制經濟改稱為社會主義分享經濟。進一步推廣凈收入分成制,發表了論文:《企業凈收入分成制的原理與實務》(載于《改革•活動•效益》一書,南京出版社1991年版);發表了論文《改進企業內部分配制度構想:凈收入分成制》(載于《江蘇經濟報》1991年12月1日)。

        1992年,李炳炎發表了論文《深化企業內部分配制度改革》(載于《南京社會科學》1992年第1期);《激活企業之良策:凈收入分成制》(載于《經濟學消息報》1992年4月14日)、《增強企業活力的現實對策》(載于《江蘇財會》1992年第5期)。

        1993年李炳炎調任南京理工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因工作繁忙,中斷了此項研究工作。

        1996年,李炳炎發表了關于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的論文7篇,主要有:《論公有制分享及運行機制》(載于《南京社會科學》1996年第9期);《反通貨膨脹的新思路與新對策》(載于臺灣《中國經濟月刊》第545期),《無通脹的經濟增長機制》(載于《沿海新論》1996年第2期)、《公有制分享經濟機制的特殊功能》(載于《江南論壇》1996第1期)、《企業凈收入分成制原理與具體操作方法》(載于《嘉陵信息通訊》1996年第2期)。把研究拓展到了分享經濟運行機制和宏觀效應。從1996年起,將分成制改稱為公有制分享經濟,目的是為了與美國威茨曼的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分享經濟相區別。

        1997年,李炳炎發表了《中國公有制分享經濟模式》一文,提供給國際學術會議“亞太地區經濟發展模式和發展趨勢國際研討會”(1997.4.21—23.南京)。

        1999年,李炳炎轉向中國特色分享經濟的另一種典型形式—工人所有制股份公司。發表的首篇論文是:《實行工者有其股,重建職工個人所有制》(載于《江蘇經濟學通訊》1999年第23期);其次是《工者有其股的實踐調查》(載于《江蘇改革》1999年第12期)、《重建職工個人所有制》(載于《南京經濟》1999年第6期)、《略論‘社本’理論的形成極其重大意義》(載于《太湖論叢》1999年第3期)、《論‘社本’范疇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載于《江蘇經濟探索》1999年第4期)、《論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體系的始點范疇》(載于《江海學刊》1999年第2期,該文是關于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體系問題的思考)。

        2000年,李炳炎繼續跟蹤研究工人所有制股份公司,發表了論文《國企改革新創造:期股買斷》(載于香港《經濟導報》周刊2000年第5期)。當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其專著《社本論》,進一步完善了新理論體系,因為“社本”范疇和“社本理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的有機組成部分。

        2001年,李炳炎發表了論文:《公有制分享經濟觀: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新思維》(載于《華東船舶工業學院學報》(社科版)2001年第1期),該文率先提出了一種新的經濟觀:公有制分享經濟觀。

        2002年,李炳炎繼續發表了相關論文《工人自治,期股買斷》(載于《今日企業》2002年第8期)、《試論職工在國企改革的主體地位》(載于《江蘇經濟》2002年第3期)、《改制:讓工者有其股》(載于《江蘇經濟》2002年第12期)。

        2003年,李炳炎繼續跟蹤研究,發表論文:《南京發動機配件廠改制實踐調查》(載于《改革內參》2003年第4期)、《探索國企改革新模式的成功試驗及其啟示》(載于《學術探索》2003年第1期)。

        2004年11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李炳炎的專著《公有制分享經濟理論》,對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做了新的總結。

        2005年,李炳炎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與共同富裕實現機制研究》為題,申報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成功立項。從此,將公有制分享經濟理論改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體系。此項研究成果對既有成果做了綜合提煉,加以擴展、創新,形成了一條新的思路:通過利益分享實現共同富裕。提出了一條實現共同富裕的新路徑和一整套新對策,必將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實現共同富裕做出歷史性貢獻。

        由李炳炎教授主筆的《利益分享經濟學》已于2009年5月由山西經濟出版社出版,著名學者張卓元教授為該書作序,劉國光先生為該書題書名。本書是李炳炎教授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與共同富裕的實現機制研究》(05BJL009)的最終研究成果,也是李教授28年來關于分享經濟學理論不斷探索的最新思想結晶。

        《利益分享經濟學》就是這一理論的最新研究成果,是李炳炎教授繼《新成本論》、《需要價值理論》、《社本論》、《公有制分享經濟理論》、《共同富裕經濟學》等系列著作后又一部關于分享經濟理論的研究性巨著。

        《分享經濟學》一書共分為上中下三編:其中上編是對西方分享經濟理論與實踐的前沿跟蹤研究。通過對西方分享經濟的借鑒與揚棄,以“他山之石”更好地促進我國分享經濟理論與實踐的發展;中編圍繞著我國從“利益獨占”經濟觀到“利益分享”經濟觀的重大轉變,從理論邏輯、運行機制和制度創新等幾個方面系統地闡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與實踐形式;下編運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及其機制,有針對性地破解困擾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問題,即在利益分享經濟觀指導下,通過利益分享機制的構建,推進共同富裕實現機制的實現,通過利益分享走向社會和諧與共同富裕。

        此項研究成果在中國經濟學領域開辟了新境界、新思維。此項新成果、新意識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李炳炎教授以當代學者所具有的強烈的歷史使命感與時代責任感,把對分享經濟理論的探討提升置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體系的研究層面,論證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首先,中國分享經濟學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既不是舶來品也不是仿效蘇聯經濟學,更不是從馬克思主義本本主義出發,而是根植于中國經濟改革的實踐,來源于中國改革實踐群眾性的自主制度創新活動。其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的創立,是運用馬克思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論,特別是堅持以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為理論基礎,緊密聯系中國經濟改革實踐進行理論創新所取得的思想成果。再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突破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體系,揚棄了傳統概念上的雇傭勞動、資本、剩余價值等范疇,更新了傳統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整個經濟范疇體系,創立了一套諸如以自主聯合勞動、社本、需要價值等為基本范疇的新的經濟范疇體系,進而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完整的嶄新的理論體系。由此可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一個獨特的理論分支,它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一起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體系有機組成部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的研究必將會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體系的發展和完善。

        第二,本書第二大特色,在于突破了關于分享經濟學的純理論研究范圍,在進一步深化對中國分享經濟理論研究的基礎上,運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來分析和解決中國現實經濟問題。在理論界首次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實現機制命題。

        任何一種新經濟理論的產生,都必須根植于特定的經濟社會發展實踐,都是為了解決當時社會經濟發展中出現的某種重大問題而提出的。我國已故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卓炯先生,從社會主義建設經濟實踐出發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卓炯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是馬克思經濟理論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創新理論成果。這個理論的成功之處在于將社會主義公有制與市場經濟體制有機的結合,大大提高了經濟效益與激勵作用,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取得巨大成就證明了這一理論的正確性與科學性。然而,它并不能解決利益分享和公平分配問題。隨著改革開放實踐的不斷深入,我國經濟生活中又呈現了新的問題。為了解決面臨的新難題,就迫切需要進一步推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創新。近些年來,我國經濟生活中出現了收入差距過大、貧富懸殊乃至兩極分化的現象。目前,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分配公平的問題解決與否,將最終決定中國改革的成敗。早在上個世紀鄧小平就高瞻遠矚地關注過這個問題,他指出:“我們允許一些地區、一些人先富起來,是為了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兩極分化。”“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可以設想,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 經濟增長并不等于共同富裕,只有建立合理的分配制度和利益分享的經濟機制,消除可能出現的兩極分化,才能達到共同富裕。如何建立有效防止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的經濟機制,是當前改革實踐的迫切需要。本書的此項研究成果順應社會經濟實踐發展的要求,基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的分析和研究,以利益分享經濟觀為指導,以需要價值理論為理論基礎,以中國經濟改革為實踐背景,探索經濟社會實踐中共同富裕的實現機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的推行,從改革我國分配制度入手,提出在利益分享新經濟觀的指導下建立起一種新的利益分享機制,即在一個特定的時期內,由各種經濟主體按照一定的比率去分享經濟發展所取得的成果即新創造的價值。通過分享機制正確處理和協調國家、集體、個人之間,經營者和工人、職工與職工之間,不同地區與部門之間的利益關系,進而構建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實現機制,最終通過利益分享來促進社會的和諧與共同富裕的實現。

        第三,為了更深入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的研究,此書采用比較經濟學的視角,將西方分享經濟理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作了多方面的比較分析,這是本書的又一大特色。首先,從分享經濟思想提出的時間上看,我國分享經濟學研究的奠基者李炳炎教授早在1981年發表的《社會主義成本范疇初探》一文中就提出了分享經濟思想,這比美國經濟學家威茨曼提出分享經濟思想整整提前了三年。其次,從中西方分享經濟理論的內容上看,西方分享經濟理論是西方經濟學家為了繼續維護資本主義制度、克服滯脹而提出的旨在改變勞動報酬分配制度的一種微觀經濟理論。由于該理論并不觸動資本主義私有制,從形式上看雖然是雇員和資本家共同分享利潤,但其實質仍然是按資分配,不可能真正實現公平的收入分享。中國分享經濟學則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分享經濟。中國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基礎上能夠真正做到國家、企業與職工三者利益的一致,國家、企業、職工按一定比率分享凈收入,真正做到利益分享。再次,從中西方分享經濟理論有無創新上看,西方分享經濟學并未觸動西方經濟學原有的經濟范疇,難以形成獨立的經濟理論體系,并沒有理論上的突破和創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不是簡單地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個別結論去解釋現實,不是《資本論》的簡單套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揚棄了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經濟范疇,按w=c+n公式確立了自主勞動、社本和需要價值三個社會主義主義經濟基本范疇,在改造傳統經濟范疇的基礎上構建了一種嶄新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體系。最后,從中西方分享經濟理論的功能上看,西方分享經濟學是要解救資本主義世界的“滯脹”這一難題。由于該理論仍然把資本主義制度看作是永恒不變的,威茨曼希望在不觸動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的情況下,通過改進分配形式來改革資本主義經濟運行機制進而解決資本主義的基本經濟矛盾的愿望是無法實現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享經濟學揭示了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規律,提出了利益分享經濟觀,這對中國改革實踐必將產生深遠的影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強調從改革分配制度入手,通過建立起一種新的利益分享制度來消除傳統體制的利益矛盾,以解決微觀經濟領域發展動力不足的難題和宏觀經濟領域不時出現的“滯脹”問題。

        產生于改革實踐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正在影響著而且必將長期影響著中國改革開放的進展。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確立之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享經濟理論已成為中國經濟改革不可或缺的又一理論支柱。

        二、卓炯經濟學說的傳承者

        李炳炎是中國經濟改革理論先驅、我國已故著名經濟學泰斗卓炯先生的研究生和學術助手,深得卓老器重和信賴。他曾多次幫助卓老寫作以卓炯名義發表著作和文章,其理論觀點和文風深受卓炯影響。

        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一天,現任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的白永秀教授,當時作碩士學位論文《現代商品經濟研究》,慕名來到南京李炳炎家中求教。與李炳炎一見面,白驚訝地說:“李教授,來前我印象中您是一位60-70歲的老學者,然而出乎意料,想不到您這么年輕!”李炳炎反問道:“您憑什么說我是一位老頭?我才42歲。”白答:“我多次閱讀您的論文,寫得十分精煉、十分老到。不是年輕人寫得出的。”李答:“那可能是受卓炯先生文風的影響。我往往必須完全模仿卓老的語氣,因為要幫他寫東西,要寫得別人看不出來。”

        卓炯先生生前常說:“李炳炎受我的影響最深。最能理解我。”卓炯先生自稱商品經濟理論的“社會分工派”,人們簡稱“卓炯學派”。卓老生前力圖建立自己的學派,作為“社會分工派”的創始人,卓炯著力培養青年學著,李炳炎是最成功的一個。李炳炎不僅全面地接受和繼承了卓炯經濟學說,而且在弘揚宣傳卓炯經濟學說方面作出了獨特貢獻。1985年1月1日的《經濟學周報》頭版以醒目的標題發表了李炳炎的文章《我國誰最早提出“計劃商品經濟”的命題?》。該文不脛而走,一下子傳遍全國,一石激起千層浪,引起了強烈反響。經濟學界一致認為:卓炯在1961年提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成為中國經濟改革的理論先驅。難怪一位廣東長期研究卓炯經濟思想的教授在致李炳炎的信中說:“您是當今研究卓炯經濟思想的權威。”

        (一)李炳炎經濟思想是卓炯經濟學說的繼承和發展

        李炳炎在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問題上的觀點,主要是繼承、闡發和發展卓炯的理論。作為中國經濟改革的理論先驅,已故著名經濟學家卓炯不僅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理論行先驅,同時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先驅。他早在20世紀60年代初就提出了和奠定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論和“社會主義的市場體系”論。在我國經濟學家中,卓炯是最超前、最徹底的市場經濟論者。

        卓炯的理論與眾不同,獨樹一幟,自稱“社會分工派”,其中心論點是:社會分工決定商品經濟的存亡,所有制決定商品經濟的社會性質。這是卓炯理論的精髓。在市場經濟問題研究上,要突破“市場經濟等于資本主義”的傳統公式,首要問題是要運用一般與特殊的辯證方法,而這正是卓炯的“拿手好戲”;卓炯作為傳統理論的批判者,運用他提出的經濟范疇二重性原理,針對多年來形成的傳統經濟理論中只見特殊、不見一般,脫離生產力而片面地研究特殊生產關系(從所有制出發)的左的積習,提出了一般勞動過程的范疇,從而把商品、貨幣、價值、剩余價值、市場、市場經濟等一系列范疇脫去了資本主義性質,從“姓資”的籠子中解放出來,使它們為社會主義經濟服務。卓炯說:“我把經濟范疇的重點轉移到一般勞動過程,即生產關系一般,這是我的獨特方法。這樣就解決了一般與特殊的矛盾,而不致被獨特的生產關系所束縛。”李炳炎體會到,卓炯的這種理論與方法是經濟研究中解決思想的銳利武器,而自己這所以能夠提出突破性的東西,較早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觀點與研究思路,都是得益于此。

        根據卓炯的思想體系與方法,李炳炎把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商品經濟)當作是一般勞動過程的范疇來看待,即當作經濟手段或體制看待,把它們稱作生產形式,即生產力的組織形式,從而大膽破除了傳統理論將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當作社會經濟的本質特征,當作社會基本經濟制度范疇來看待的教條。李炳炎一貫認為:商品經濟是自然經濟的對立物;市場經濟是產品經濟的對立物;計劃經濟是無政府狀態經濟的對立物;公有制是私有制的對立物;自主勞動是雇傭勞動的對立物。因而他曾反復強調論述了以下幾個觀點:商品經濟本質上就是市場經濟,不能將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對立起來;市場經濟(或商品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務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產品經濟不等于共產主義;計劃經濟不等于產品經濟,計劃經濟有兩種形式,即計劃產品經濟和計劃市場經濟。

        沿著這些思路,李炳炎教授在后來又提出了需要價值理論、自主聯合勞動理論、社本論、公有制分享經濟理論等。

        (二)李炳炎關于“社會分工學派”的觀點

        卓炯在20世紀60年代初就提出和奠定了“社會主義計劃商品經濟”論和“社會主義計劃市場經濟”論。李炳炎對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問題的研究,實際上是從研究卓炯的著作開始的,所以自然而然地接受和相信了卓炯的觀點,使他自己也成為了市場經濟的社會分工派。社會分工是生產力范疇,是有用勞動的發展體系,也就是生產勞動過程自然的形成的多支體系。分工是人類生產的最基本的形式,它包括企業內部的分工和社會內部的分工。只有社會內部的分工才能決定商品經濟的存在。商品經濟的發展的基本過程,就是社會分工的發展過程。社會分工是一切商品經濟的基礎,因為社會分工使產品必然轉化為商品,使商品必然轉化為貨幣,使生產越來越朝著生產交換價值的方向發展,使市場越來越擴展。社會分工可以區分為主體分工和客體分工,即職業分工和行業分工。總之,社會分工決定商品經濟的存亡,社會分工的精細程度決定商品經濟的發展程度。有了社會分工,才出現了商品經濟;社會分工越是精細,商品經濟就越發達;市場經濟就是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

        (三)李炳炎提出的“三個不等式”

        李炳炎在他在長篇論文《商品經濟和社會主義的歷史命運》(載《安徽省委黨校學報》1987年第2期)及其修改稿《商品經濟生產形式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載北京大學《經濟科學》1988年第1期)中,提出了三個著名有不等式:“商品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產品經濟不等于共產主義”(也稱為“商品經濟與資本主義不能劃等號”、“計劃經濟不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特征”、“產品經濟與共產主義不能劃等號”)。他指出商品經濟不僅可以和資本主義制度結合,而且可以和社會主義制度結合,還可以和共產主義制度結合。社會分工可以區分為主體分工和客體分工。到共產主義階段,主體分工隨著人的全面發展會消滅,然而客體分工不會消滅,只會作為不同質的有用勞動的多支體系而不斷發展,因而交換過程及商品貨幣不會消滅、商品經濟不會消滅、共產主義也是商品經濟。他認為,商品經濟是社會分工制度,共產主義是商品經濟的最高階段;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都是社會基本制度,屬于與一般勞動范疇相對應的社會經濟形式的范疇,它們的本質是勞動的不同社會形式。李炳炎還認為計劃商品經濟的實質是自覺地運用價值規律來按比例地分配社會總勞動于不同生產領域,實現供求平衡;計劃商品經濟本身是商品經濟的較高發展階段;必須推倒人類社會經濟發展必然經過“自然經濟——商品經濟——產品經濟”三段論的公式,共產主義不可能是產品經濟。

        (四)李炳炎的共產主義市場經濟觀

        李炳炎在卓炯“商品經濟萬歲論”的基礎上,經過自己不懈的研究和鉆研,提出了“共產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和假設,認為共產主義經濟也必然是市場經濟。李炳炎初次提出共產主義是商品經濟,是在1983年為“孫治方經濟理論研討會”提供的一篇名為《“價值規律萬歲論”與“商品經濟萬歲論”》的論文。文章依據卓炯的思想,從社會分工出發,支持了卓炯的“徹底商品經濟論”。此后,他多次從社會分工出發,堅信只要社會分工不消滅,共主主義就不能不是市場經濟,將“社會分工決定市場經濟的存亡與發育程度,生產資料所有制決定市場經濟的社會性質及特點”的中心理論貫徹到底,深化了“共產主義市場經濟觀”。

        (五)李炳炎的需要價值理論

        李炳炎的需要價值范疇有兩個基本來源:一是源自馬克思的“需要”范疇,二是由卓炯的“必要價值”范疇。

        馬克思認為,在人類歷史的發展過程中,由最初的自然經濟社會的自然需要到商品經濟社會的必要需要,需要的變化形成了一個無限發展的序列。社會分工促進了人類文明的發展。人們僅僅只有那些簡單的、粗陋的、滿足肉體生存的需要已遠遠不夠了。發展和享受的需要、社交的需要、精神和文化的需要已成為人們必要的東西。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者的需要決定于現實的生產條件。隨著社會生產的日益發展,勞動者必須不斷提高自己的文化技術水平,必須提高自己的身體素質,以適應勞動部門的經常變換和勞動強度的提高。提高物質生活水平的需要、學習的需要、交往的需要、精神和文化的需要達到一定的普遍程度時,滿足需要就會成為一種道德的界限。“自然需要”逐步發展成為“必要需要”。馬克思將上述需要概括為“必要需要”,并在“必要需要”范疇基礎上創立了“必要勞動”、“必要產品”和“必要價值”范疇,從而完成了他的勞動價值理論。

        李炳炎的導師卓炯先生在長期研究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時,結合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特征,提出:社會主義商品價值應包括生產資料補償價值和必要價值,必要價值又包括個人必要價值和社會必要價值。這是一個新的價值構成公式。然而,真理總是相對的。由于當時理論界受傳統政治經濟學影響很深,總是把剩余價值當作資本主義的特征,這導致了卓炯提出的社會主義“必要價值”概念成為某些同志否定社會主義存在剩余價值的論據。為此卓炯對能否用“必要價值”表達社會主義的經濟特征產生了懷疑。1984年左右,卓炯用經濟范疇的兩重性原理重新審視了一切經濟范疇,包括他提出的“必要價值”。他重新指出,“必要價值”應該是一個一般勞動過程的范疇,因而用“必要價值”作為社會主義的社會經濟形式的范疇是不適當的,應該用新的范疇來取代“必要價值”范疇。這一出路被李炳炎主動找到了,即提出了“需要價值”范疇。

        需要價值論是嶄新的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的核心,它既反映了現代市場經濟的共性,又反映了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個性。公共需要價值是在社會主義歷史條件下對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的豐富和發展。這種經濟范疇和經濟規律的兩重性是以前沒有人注意的,正是我們要努力挖掘的寶庫。李炳炎認為,去掉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特殊性,《資本論》就是一個完整的擴大商品經濟的理論體系。許多規律是擴大商品經濟的共同規律,完全適用于社會主義經濟。依據馬克思的方法和體系,完全應該承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核心范疇“需要價值”。

        隨著舊的產品經濟體制被否定,應該拋棄舊的理論,建立反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體系的新的政治經濟學。但是,缺少剩余價值范疇,這個理論體系就無法建立。因為剩余價值是擴大商品經濟的核心范疇。公共需要價值是剩余價值的社會主義表現形式,必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核心。社會主義再生產過程的實質就是需要價值生產過程、實現過程和分配過程。社會主義利潤是公共需要價值的轉化形式。流行的教材都承認社會主義利潤,卻不承認剩余價值,在理論上是不符合邏輯的。我們曾經長期以來不承認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存在地租,原因也是不承認剩余價值。需要價值范疇的建立肯定了公共需要價值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從而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建設有著重大的意義。

        (六)李炳炎的社本理論

        “社本”新范疇的提出,語出驚人,是經濟學說史上的首創。這一首創,首先歸功于卓炯教授,其次歸功于李炳炎教授。

        我國已故著名經濟學家卓炯生前從1962年起開始探索“社會主義資本”理論,直到1987年6月逝世,一直未停止過。他在1983年時就將社會主義資本當作一個新的經濟學范疇,命名它為“社本”。他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史上第一次確立了“社本”理論,用馬克思和列寧的方法論重釋了《資本論》,創造性地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的《資本論》理論。他提出的“市場經濟社會分工說”,形成了中國新的主流經濟學。他的社會主義資本理論,已成為中國經濟體制深層改革的指導理論。李炳炎研究和整理這一寶貴的理論遺產,并加以發展、弘揚,不僅對指導當前改革具有重大現實意義,而且對于中國經濟學的走向和發展具有重要理論指導意義。

        卓炯在1961年寫作、1981年才得以發表的一篇論文中,從肯定馬克思的資本循環理論完全適用于社會主義這一角度切入,提出了“資本”范疇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客觀存在。但他是指“資本一般”,而且將“資本一般”改稱為“資金”范疇,以利于人們接受。1983年卓炯將“社會主義資本”這一新范疇正式命名為“社本”,為將《資本論》改寫成《社本論》初步確定了框架。在紀念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時候,為了總結自己長期對《資本論》體系探索的心得,卓炯寫了一篇重要論文。它就是發表于《學術研究》1983年第2期的《關于“〈資本論〉的生命力”的探討》。在這篇重要論文中,卓炯首次指出:“資本(Capital)是資本主義的特殊經濟范疇,與資本相對立的作為社會主義的特殊經濟范疇,我把它叫做社本(Social Capital)。社本是資本的否定,也就是由公有性代替私有性,用我們的語言來說,資本是資本主義之本,而社本便是社會主義之本。”這就是卓炯對“社本”范疇下的定義。卓炯把資金作為一個中性范疇即一般勞動過程的范疇看待,而資本或社本是資金的不同的社會形式的范疇。

        作為卓老的研究生和學術助手,李炳炎師承卓炯的思路,于1985年完成的專著《新成本論》一書中首次使用了“社本”范疇。其中,他這樣表述自己對“社本”這一新范疇的理解:“自主勞動決定了社會主義商品的價值由社本加需要價值所構成。生產資料在雇傭勞動關系下轉變為資本,在自主勞動關系下則轉變為社本。社本就是社會主義資本,即社會主義的‘本錢’”。爾后,他在自己的論文和著作中,便經常使用“社本”這一概念。可見,他的這個“社本”定義,與卓炯的“社本”定義是一脈相承的。他的“本錢”概念,便是卓炯的“資金”概念的通俗化表達。

        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李炳炎教授的專著《社本論》一書,是一部理論價值和實踐指導意義甚高并具有理論創新意義的學術著作。著名經濟學家董輔仍教授為該書作序,稱之為“以馬克思的資本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為基礎,從‘社本’的理論出發,系統地研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理論和資本運營問題的一部力作”。該書,2000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以來,令學術界矚目,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越來越多的學者之所以懷著濃厚的興趣爭相研究這部重要著作,是因為《社本論》是對馬克思《資本論》的繼承和創新,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作出了突破性的貢獻。

        (七)李炳炎的公有制分享經濟理論

        近幾年,李炳炎從一個社會主義大國的改革實踐出發,著重圍繞公有制經濟的利益分享問題展開研究,它要解決的問題是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問題。他的研究成果,為廣大人民群眾的共同富裕、為實現全面小康社會指明了一條現實道路。

        2004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公有制分享經濟理論》,在他20多年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系統的公有制分享經濟思想,反映了我國經濟理論創新已經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體現了我國經濟理論研究的新的突破和新的創造。

        李炳炎的分享經濟理論以需要作為起點,建立了三個基本范疇:自主聯合勞動、社本和需要價值。

        自主勞動是勞動的社會主義形式,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者是生產中的主體,是為自己勞動的自主聯合勞動者。自主勞動關系表現了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特性。社本是生產資料價值(資金)的社會主義形式,它是自主勞動關系在物化勞動方面的表現。需要價值是價值產品的社會主義形式,它是自主勞動關系在活勞動方面的表現。需要價值是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和新價值創造的統一。自主勞動是貫穿分享經濟理論的一條紅線,它規定了各種社會經濟形式范疇的社會主義特性,從而決定了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整個面貌。需要價值是經濟運行的軸心,社本則是與需要價值對應的范疇。

        公式W=c+n,說明了以上三個范疇的內在聯系,體現自主勞動關系的商品價值由社本和需要價值組成,因而這一公式成為整個體系的總綱。起點范疇是社會主義社會人的需要——自主需要,它又是理論體系的歸宿點。需要價值規律是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規律或絕對規律。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是生產資料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生產形式的統一。所以,李炳炎認為需要價值規律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

        在這三個范疇的基礎上,李炳炎論證了他的分享經濟思想。分享經濟的核心在于分享,自主聯合勞動具有整體、局部、個體三個層次,需要價值也可劃分為國家收入、企業收入、勞動者個人三種收入。由于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勞動者是自主聯合勞動者,不存在對立的兩個主體間分享勞動成果的關系,分配的實質是自主聯合勞動者自己分享自己的成果。分享的內容則是扣除已消耗的生產資料的價值后,聯合勞動者全部活勞動所創造的新價值,不僅包括勞動者為社會的勞動所創造的新價值,而且包括勞動者為自己的勞動所創造的新價值。

        公有制分享經濟論是以分配為核心的一種經濟思想。這一理論體系的重要特點在于將分配范疇重新置于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中心,充分重視了分配對生產的重要反作用,并在此基礎上構建一種新的經濟理論體系。

        中國的公有制分享經濟,是一種經濟體制,是一種管理模式,是一種經濟理論,又是一種經濟運行機制。中國的公有制分享經濟,有利于發展生產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有利于實現社會公平和提高經濟效率。同時,它有利于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公有制。

        李炳炎創立的公有制分享經濟理論,其內涵和形式都非常豐富,是一種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這種有中國特色的經濟論植根于中國億萬群眾的改革實踐。是經受了時間與實踐考驗的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創新經濟理論。

        三、工人階級的忠實代言人

        李炳炎來自于普通工人家庭,一貫自稱是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他始終關注著工人們的生產、生活和思想感情的變化。可以說,他與工人階級同命運、共呼吸。李炳炎始終想寫一本工人階級的經濟學,為工人階級說話,為工人階級謀福利。

        本著這樣的想法,李炳炎依靠多年研究《資本論》的功底和心得,大膽寫了一部勞動人民的致富學——《需要價值理論》,它的副標題為“富國裕民論”。他是這樣說的:斯密只希望資產階級的國家富,民窮則不管他的事。而我希望人民的國家要富,老百姓也要富。所以,我要寫的是“富國裕民論”,意思是國家和人民共同富裕,國家、集體、個人共同富裕,誰也不能侵占誰的利益。這樣,也就引出了他的新著《公有制分享經濟理論》。

        李炳炎在1998年研究國企改革問題時,就感覺到國企改革進入產權改革階段后,不少地方將國企“一賣了之”的做法問題不少。他在調查中發現南京有一家中型國企,他將這項改革稱為“‘工人自治,期股買斷’國企改革新模式”,并發表多篇文章加以推廣,引起了學術理論界重視,還產生了國際影響,如日本中京大學塚本隆敏教授聽說后曾親赴南京請李炳炎帶領去該廠調研。

        南京發動機配件廠“工人自治,期股買斷”改制實踐的成功,很快產生了帶動效應,南京市機械集團所屬多家企業紛紛效仿,取得了良好效果。這項改革引起了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李源潮(時任中共南京市委書記)的重視。他親筆批示給予肯定,指示南京市政府、南京市機械集團,進行學習研究,進一步加以推廣。

        在積極參與江蘇省國有集體企業改革實踐中,李炳炎漸漸感到,在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改革中,如何按照黨的十六大報告關于“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的精神,搞好公有制企業改革,避免“一賣了之”,避免國企職工大量下崗、失業,防止日益嚴重的公有資產流失,維護勞動者權益,使公有制企業通過改革充滿生機和活力,是亟待解決的問題。于是,在李炳炎的策劃下,一個全國性學術會議“公有制企業改革與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理論研討會”于2003年11月19日~21日在南京召開。《人民日報》2003年12月26日報道了這次會議,題目是“積極穩妥推進公有制企業改革”。這個主題的會議,當時在全國是絕無僅有的。

        2004年8、9月份,中國經濟學界掀起一場“郎咸平風波”, 李炳炎率領南京全體海派學者,就社會上紛紛揚揚的“郎顧之爭”表達了鮮明的“挺郎”立場。9月11日,海派經濟學南京研究所召開 “國企產權改革研討會”。

        李炳炎認為,國企改革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理論基礎,不應從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從馬克思的思想寶庫中去尋找。運用從馬克思經濟思想中挖掘出來的關于國企改革的新的理論基礎,李炳炎設計出一套新的制度作為改革目標,包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經濟制度——自主聯合勞動經濟制度;職工集體持股的股份公司;公有制分享制企業運行機制。

        2005年1月海洋出版社出版的暢銷書《非常交鋒:國企產權改革大討論實錄》,第五章“海派經濟學南京研究所的回應與十教授聲明”對他和他的同志們的活動作了歷史的記錄。2005年他領導南京海派經濟學者率先站出來支持劉國光的談話,產生全國性反響,等到了李長春等中央領導同志的重視與肯定。

        李炳炎的新著《中國企改新譚》2005年11月出版后,產生了強烈的社會反響。民主與建設出版社總編輯李志剛在2005年12月30日南京舉行的該書的出版座談會上說:出版不到一個月銷出5000多冊,不是文學作品但具有文學作品的震撼力感染力。他審稿時每每激動不已。國企職工爭相傳閱,稱是為工人寫的好書。資深經濟學家沈立人評價說:讀這本書,有人雀躍,有人跺腳。暨南大學王碧華教授說,這本書寄給她后,已有多人傳閱,拍案稱快。多家網絡書店在網上起勁地推介和轉載。這本書是李炳炎為工人階級所作的吶喊,是工人經濟學。

        30多年來,李炳炎致力于探索和解決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重大問題。他以富國裕民為己任,秉承“刻意求新,言必己出”的學術精神,他的勤奮和努力終于結成了累累碩果。自1981年起,李炳炎先后在中國學術界實現了五次理論突破和標新立異。第一次,是1981年提出“成本是C”的觀點;第二次,是1986年提出“三個理論不等式”(商品經濟≠資本主義;計劃經濟≠社會主義;產品經濟≠共產主義),直言“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第三次,是1990年出版《需要價值理論》。第四次,是2000年出版《社本論》。第五次,是2005年出版《中國企改新譚》,總結對國企改革的反思,提出國企改革新模式和工人所有制的股份制。

        李炳炎的專著《需要價值理論》出版后,引起學界注目,被不少學者收藏、研究和引用。南京大學商學院院長趙曙明教授的《國際人力資源管理》一書,多處引述了該書,并把《需要價值理論》與馬斯洛和德魯克等的著作等國際名著并列在一起,列入該書的重要參考文獻。由此可見《需要價值理論》的高度學術價值。

        社本理論和需要價值理論的確立,為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發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2002年上半年的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李鐵映同志接見李炳炎,聽取關于《社本論》的匯報后,對李炳炎說:“你在理論研究上勇于創新,勇于探索,很有創新精神,這很好。希望你繼續努力,作出更大的貢獻。”

        《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雜志2005年第2期發表了李炳炎寫的論文《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若干解讀及其對我國經濟改革的現實意義》。文章尖銳地指出:20多年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上世紀末已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框架。進入新世紀的頭等大事,是通過深化改革建成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這場改革中,首要問題是必須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向。這是因為改革開放以來一個時期,在批評對馬克思主義僵化理解的教條主義的同時,出現了另一個傾向性的問題,即盲目照搬西方資產階級理論,尤其是新自由主義,作為改革指導。這是脫離國情的洋教條主義。新自由主義是以諸如資產階級制度經濟學或產權經濟學等為指導來建立私有產權制度,從而引導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偏離正確方向。目前出現的兩極分化、工人和農民基本勞動群眾成為弱勢群體,雇傭勞動制度的推行,勞資矛盾尖銳化,資本和雇傭勞動觀念泛化,改制中國有和集體資產大量流失、少數暴富者藉此完成原始積累,正在威脅我國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基礎。出路在于重新回到馬克思主義的正確道路上來。

        李炳炎認為,我國經濟改革的理論基礎,應當從馬克思主義中去尋找。在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體系中,至少有以下五個理論,可以作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尤其是國有企業改革的理論基礎:自主勞動、人的全面發展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原則、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廠、重建勞動者個人所有制、社會主義條件下剩余價值歸工人所有。

        該論文根據上述觀點重新設計了改革方案,其要點為:

        雇傭勞動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本質特征,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普照之光”。自主勞動是與雇傭勞動相對立的范疇。自主勞動是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本質特征,也應是作為社會主義生產單元的國有企業的基本特征。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聯合起來的個人組成社會集體。在社會主義公有制條件下,社會的每一個個人都是社會生產資料的共同所有者,具有平等的個人所有權。每個個人都以所有者與社會的生產資料結合,實現自主聯合勞動,獲得個人消費品。

        自主聯合勞動經濟制度就是:把企業的生產資料由國家所有變成勞動者集體所有,使之成為自主勞動者自己管理的、按平均利率向國家繳納國資雇傭利息的、以勞動收入為目的的“民營企業”,從而形成一個以這種勞動者所有為基礎的資本公有制市場。

        我國新型公有制企業,在運行機制上必須擺脫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工資制、利潤制,而代之以“公有制企業凈收入分享制”。在此基礎上,自主聯合勞動企業的運行機制就是公有制企業分享經濟運行機制。

        李炳炎一貫持有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立場和敏銳的洞察力。他是國內最早站出來批評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學者之一。他于2003年初就發表了批評張五常的文章。2003年第5期《高校理論戰線》發表了李炳炎寫的《‘張五常現象’剖析》一文,在全國范圍產生了反響。

        長期以來,李炳炎始終堅持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指導自己的經濟研究工作,堅持了正確的方向。突出地體現在他能認真正確理解和運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來指導改革。在改革初期,當有人反對市場經濟時,他跟隨卓炯先生一起,無情地批判產品經濟論,闡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作出了超前的研究成果。當改革突破了產品經濟論,大力發展市場經濟的時候,又有人否定社會主義,不講堅持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指責在“市場經濟”前加“社會主義”是什么“貼標簽”,鼓吹“淡化意識形態”,“不要講什么公有制私有制”,用所謂“現代市場經濟”(實質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取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使改革走偏方向。針對這種右的傾向性問題,李炳炎將研究重點從“市場經濟一般”轉向社會主義,研究市場經濟下什么是社會主義,十分注重研究經濟范疇社會經濟形式問題,他在論文和著作中多次強調指出:現代市場經濟、可調控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公有制市場經濟這三種類型含有不同的規定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含有上述多重規定性,是它們的統一。由于這些規定性分別處于不同的理論層次,因而可以加以綜合,統一為一個新范疇。

        現代市場經濟是處于較低層次的生產形式,有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則是處于較高層次的生產形式,但兩者都以屬于生產形式的范疇,即一般勞動過程的范疇。只有社會主義公有制屬于特殊生產關系,屬于社會經濟形式的范疇。一般勞動過程必須與社會經濟形式相結合,才能形成生產方式。生產形式的范疇與所有制范疇相結合,才能形成特定的生產方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可以看作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生產方式。

        李炳炎一貫持有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立場和敏銳的洞察力。他是國內最早站出來批評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學者之一。他于2003年初就發表了批評張五常的文章。2003年第5期《高校理論戰線》發表了李炳炎寫的《‘張五常現象’剖析》一文,在全國范圍產生了反響。李炳炎既是一位徹底的市場經濟論者,又是一位堅定的社會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當社會上勞動者利益受損時,他又堅定地站在勞動人民的立場上,挺身而出,果敢地起來批判錯誤思潮,捍衛馬克思主義,維護勞動人民的權利。上述例舉足以表明,李炳炎稱得上是一位以人民幸福為目的而捍衛馬克思主義的勇士,一位堅定的成熟的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

        附:李炳炎教授的格言

         ●我出身于工人家庭,我的父母、弟妹、親戚都是誠實而勤勞的工人。我理應成為中國工人階級的代言人。

         ●我的導師卓炯先生教給我的,不僅僅是學問和治學方法,而且還給了我一個像呂洞賓那樣的能點石成金的指頭。

         ●文如其人,文為心聲。要做好學問,先要做好人。

         ●言必己出,文必己作。沒有新意不寫文章,沒有創新不出著作。

         ●不唯書,不唯上,不畏權威;決不當學術奴才。爭當中國最優秀的經濟學者。

         ●要做好學問,一要有理論勇氣;二要有創新精神;三要治學嚴謹;四要不想當官和賺錢,甘于寂寞,坐得住冷板凳;五要留心思考,持之以恒,下數十年磨一劍的功夫。

        * 作者簡介:向剛(1984-),男,四川眉山人,經濟學碩士,現就職于江蘇紫金農村商業銀行,曾是李炳炎教授指導的碩士研究生。

        注解:

        ①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版,第12頁。

        ②《分享經濟》一書已被翻譯成十種文字出版,作者威茨曼曾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提名。

        ③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5頁。

        ④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37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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